​日本工业百年沉浮：崛起、衰落与重生

日本工业百年沉浮：崛起、衰落与重生

关于日本制造业，中文世界的讨论往往呈现出两极分化。

一派把对方捧上天，动不动就是匠人精神，精益标杆，中国人即使再搞一百年也追不上，人家自己还没封神，你先把人家给封了。

另一派则是”不过尔尔“，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手机、家电、新能源车等产品大量出口，让中国人有了骄傲的资本。

反观日本那边，吃了几十年的老本，在新兴领域几乎没有存在感。再加上持续的经济不景气，让很多人觉得日本制造业气数已尽。

诚然，和过去相比，日本制造业确实不复以往，但因此就下结论说人家“垮了”，则未免太早了些。

由于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日两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产生的问题也差不多，人家三十年前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今也遇上了，所以别觉得自己风光一时就可以嘚瑟，历史其实是很公平的。

因此就更有必要认真回顾一下日本工业的发展，看看这段历史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发？

1

翻开日本工业的历史，必须从明治维新说起。

如果你拿起历史教科书，书上对明治维新的解释通常是这样的：明治维新废除了士农工商等级制度，推行义务教育，建设了基础设施，并通过引进国外技术，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个解释当然没错，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明治政府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要知道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天皇虽贵为万世一系，实际只是个摆设，幕府军阀掌握着实权，使日本维持着表面上的统一。

然而，这种基于武力威慑的统一，注定是脆弱的。所以当日本第一次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国内的倒幕势力迅速崛起，国内重新陷入动荡。

之后的历史我们都很清楚了，天皇重掌权力，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但请注意，虽说此时天皇的实权增加了，但还远远没到“一言九鼎”的地步，这个最高统治者本质上是各方势力相互博弈的产物，所以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其他势力的支持。

这就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明治政府拥有现代政府的合法性与整合能力，可以号令天下，将矿山、工厂、铁路等战略资源收归国有。

而另一方面，这些由政府投资的产业，实际经营却非常拉胯，效率低下、腐败横行，亏损严重，就跟同时期清朝的洋务运动差不多，以至于政府只能把这些企业卖掉。

卖给谁呢？一个重要的阶层登场了，那就是财阀。

日本财阀早在幕府时代就已存在。他们游走于诸侯之间，为幕府提供资金，还帮助政府兜售债券。

明治维新以后，财阀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也被延续了下来，在日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治政府其实就是一个重商主义政府，无论是发展本国工业，还是开动战争机器，背后都有财阀的影子。政府要扩张，财阀要赚钱，两者的利益高度一致。

当政府建立的工厂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他们以超低价格将这些转让给了财阀，这些财阀势力大多是银行家族，接受了政府产业之后迅速壮大。

比如著名的三井财阀，因为与政府关系硬，竟获准替政府在各地收税，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三井财阀将触角延伸至海运、保险、金融、仓储等领域，短时间内兼并了上百家企业。

到了19世纪末期，以三井为代表的财阀如日中天，他们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合作，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政商关系。

对于军工这样的战略工程，尤其是兵工厂、铸铁厂、造船厂、化工厂之类的重工业，基本还是由政府主导，财阀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输血。

这也导致日本的金融系统被财阀垄断，银行们凭借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长期凌驾于实业之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后。

当然，这不是说财阀不搞实业，他们只想做风险最低，而且最赚钱的实业。

比如纺织业。

与重工业不同，纺织业需求量大，门槛低，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一旦纺织业形成了规模经济，就能出口到国际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所以纺织工业化又被称作“第一次工业革命”。

尤其是20世纪日本实现关税独立之后，为抵御国际竞争，财阀们成立了纺织业托拉斯，将纺织品大量出口到中国市场。

当时的日本棉纱，无论品质、做工还是价格，全面领先于国产棉纱，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内地市场。而且日本纱厂的工资比国内纱厂要高，管理也更加规范，中日纺织业从产能到质量，差距都很明显。

自三十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国家统治阶段，所有重要企业被国家监督，为战争服务，将国家目标放在企业经营目标之上。

但事实证明，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战时统制经济，再一次暴露了明治时期的老问题，工厂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滋生了大量腐败。有观点认为，正是日本腐朽的战时工业体系，导致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

以上是从明治时代到战前日本工业的简要回顾，我们需记住以下几个关键点。

重商主义开启的新型政商关系，掀起了日本近代的工业化浪潮。

在这层关系中，重大战略领域由政府主导；金融、纺织品等民生行业由财阀控制，前者奠定日本的工业基础，后者完成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种新型的政商关系既不同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彻底的私营经济，这对解释战后日本工业的重生至为关键。

2

二战让日本沦为一片废墟，但仅仅过了十年，日本工业不仅重获新生，还令欧美列强刮目相看。

如何解释战后日本工业的“奇迹”？

首要原因是美国佬的帮助。

二战期间，美国爆发了产业革命。以电子、航空、自动化、原子能、合成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相继问世，就在这些技术诞生后不久，战争结束，日本很幸运得到了大量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

出于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目的，美国无意将日本的工业基础彻底摧毁。为了加快恢复日本经济，欧美国家对日本的出口通道也没有设置关卡，带动了日本纺织品继续出口到海外市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

另外，日本独特的政商环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认为，战后的日本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谓“1940体制”，也就是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当时引领日本经济的企业，大多在战争时期被政府改造过，比如我们熟悉的丰田公司，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战争结束后，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链条并未被打破，反而因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变得更健康了。

在钢铁、机电、造船、石化等领域，民企的数量显著增加，他们更有效率，更了解市场，而政府的角色也从干预企业经营，到提供政策扶持，比如企业可直接获得政府融资，定向税收减免，并在行业衰退时获得政府的援助。

作为回报，企业会邀请不少政府高官在退休后进入公司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加深政企关系。

这些企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垂直一体化，这也是野口悠纪雄所谓“1940”体制的产物，为了生产军用物资，很多企业被强制合并，变成一个个巨无霸。从上游的零部件生产，到中游的组装，再到下游的销售，全部在一家企业内完成。

战后这些巨无霸们不再服务于政治目标，他们开始专心赚钱，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凭借自身的技术底蕴与规模优势，这些企业很快在新领域崭露头角。

最后，金融管制也对战后日本工业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延续了战前的金融政策，抑制银行利息，并实施资金分配统制。民营企业原则上不能到资本市场上去融资，银行不仅垄断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在事实上控制了大部分产业。

据统计，战前日本公司的自有资本率约在66%左右，而美国差不多是52%。可到了战后70年代，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已降低至16%，远低于同时期其他的欧美国家。

由于日本企业大多是通过银行融资，股东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类似欧美企业CEO被股东赶走的情况，在日本不太会发生，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强的连续性，企业家也比较关注长远利益，不会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盲目扩张。

日本工业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有所不同。前者主要依赖私人资本与自由市场，在残酷的竞争中推动产业迭代。

后者则完全凭借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集中资源搞统制经济，优点是能够在少数重点战略领域形成突破，缺点则是效率低下，且不利于创新。

而日本的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它一方面克服了自由市场固有的短视行为，同时避免了计划经济的低效与资源浪费。大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既能保持充分的竞争性，又能在特殊时期获得政府资助，一旦发生危机有人兜底。

如果再把目光拉长一些，战后的日本经济其实与战前一脉相承，都属于政府与企业“抱团发展”，只是另一方由财阀变成了大企业，后者依旧垄断着最重要的几个领域，把握了日本产业乃至经济发展的命脉。

事实上，战后的韩国也效法了日本的思路，只是韩国将日本战前战后的两步合并成一步：直接拉拢大财阀，并借助美国提供的新技术发展重工业，催生出了比日本更为典型的财阀经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3

我们刚从宏观层面解释了日本战后工业复苏的原因，现在再来看看微观层面。

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开始了一段梦幻岁月，相继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运景气等高速增长期。

从1950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日本的制造业增长了5.5倍，之后十年又增加了3.4倍。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的钢产量已经与美国平分秋色。

日本重工业占整个工业生产的比值也在持续增加。1955年是51%，1965年时是64%，到1975年时已经高达75%。自6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的民间投资设备年增长率达到了17.7%，个别年份甚至超过20%。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等家电已经在日本家庭普及。

日本经济一路狂飙的同时，企业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著名的日式企业“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与企业工会制，就是在此时诞生的。

三者的关系相辅相成，终身雇佣制就是让员工长期为企业打工，没有特殊情况不会被辞退；年功序列制则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薪酬与职位也会稳步增加；而企业工会制则遏制了工会的力量，有效降低了罢工的风险。

当然，终身雇佣制其实是有条件的。首先，它不适用于合同工，而在日本企业，合同工所占的比例非常大，比如丰田有42%，他们享受不到终身雇佣制。

另外，终身雇佣制并不是员工的“免死金牌”，当企业经营不佳的时候，他们依旧会被裁员，重新到社会上找工作。

不管怎么说，以“三大神器”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制度，还是为日本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让日本人引以为豪的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最早由美国人引进，但最终在日本发扬光大，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横扫欧美市场，欧美企业突然发现，他们已经造不出比日本质量更好的产品了，即便品质旗鼓相当，价格也比对手高出好几倍。

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的危机意识特别强，国内媒体干脆炒作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强国，几乎所有美国工厂主都想去日本取经，“向日本学习”，已经成为了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政治正确。

当时日本人对质量痴迷到什么程度？除了聘请专家来国内讲课，他们甚至还做成栏目向大众普及，利用电视机与无线广播，大量的工人、技师与工程师学习了质量管理的新知识，让日本制造从此贴上了“精品”的标签。

其他国家的企业也重视质量管理，为何偏偏日本人做得特别好？

除了海量吸收先进知识以外，就企业内部而言，一方面，以终身雇佣制为代表的制度，让日本员工能够为企业常年累积经验，久而久之便能精益求精。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种长时间的合作，让企业与供应商能够形成某种默契，供应商甚至会比企业考虑得更加周到，这就让上下游的沟通连接非常顺畅。

以丰田工厂为例，日本本土的丰田总部周边都是它的供应商，而且丰田还与这些企业交叉持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以质量改善为主的渐进式创新，是非常有利的，它能够促进上下协同，在一个方向上共同发力。

正是凭借以上优势，日本制造开始称霸国际市场，从1965年到1971年，日本的钢铁制品、机动车、电子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增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4%，46%和90%，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出口大国。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制造业的巅峰期。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赶超美国，跃升至世界第一。电气产业的产值相比50年代增长了123倍。1982年，全球前五大半导体公司里面，有三家是日本企业，从1986年起，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集成电路供应商。

然而盛名之下，危机的种子也在悄然萌芽，正当日本人沉醉在称霸世界美梦中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光辉的80年代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巅峰。

4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各项经济指标持续恶化，大量企业资不抵债，倒闭破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降至冰点。

关于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专家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包括日元升值、通货紧缩、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中国崛起等等。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之前已经说过，自明治维新一直到战后，日本在发展重大产业上，始终奉行的是一种政府与大企业联合的“抱团主义”，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从战前的财阀控股，到战后的产业政策，政府对某个特定领域进行帮助和补贴，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国际上形成竞争优势。

这一模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完成工业积累，让企业少走弯路。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涉及关键技术的创新都是现成的。

无论明治时期发展的纺织业与重工业，还是战后的汽车工业与电子产业，日本企业的成功，更多还是得益于对外来技术的充分吸收，叠加廉价劳动力与政企关系等本土优势。在这个前提下，集中社会资本，形成上下协调的关系，对产业发展是有利的。

可一旦从“有人区”进入“无人区”，涉及到前人没有做过的创新领域时，这种模式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

比如在1982年，日本国际工业与贸易部曾筹划了一个为期十年的项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要开发第五代计算机，最终徒劳无功。

和其他工业项目相比，第五代计算机在当时属于典型的“无人区”，而无人区的创新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结果通常是无法预测的，搞自上而下式的大开发往往事倍功半。

在大规模协同的模式下，无论政府、大企业还是财阀，往往追求可计划，有结果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在质量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这些领域目标明确，过程中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追求所谓“力出一孔”。

但是颠覆式创新却是失控和意外的结果，这恰恰与大企业的基因相违背，一家大企业生存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讨厌失控和意外，大企业要的是确定性，他们得掌控一切。尤其在银行主导的融资环境下，企业往往热衷于扩大规模与提升效益，对于小概率事件的颠覆式创新往往兴趣寥寥。

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式的创新更擅长精细化集成，却很容易错过重大的战略机遇。比如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公司曾经吊打美国同行，日本人的DRAM芯片以耐用著称，质保期长达25年，尤其适用于大型计算机用户。

可是自90年代以后，DRAM的消费者全面PC化了，价廉物美的韩国DRAM芯片更能适应PC市场的需求，由于日本还在沉溺于精益求精的高品质，不擅长低成本制造，最终被韩国厂商取代了霸主地位。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人的高清晰的显像管电视独步天下，这类电视迭代升级的一个关键，就是厚度不断降低，清晰度不断提高。对于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家庭而言，能拥有一台东芝或索尼的大彩电是一件特别体面的事。

但随着数字电视的发展，电视机的生产已经模块化。作为数字电视核心部件的液晶面板，由若干个零部件组成，包括液晶、定向膜、滤光片、导电膜、晶体管阵列、驱动IC等等，同时意味着生产商只要有这些零部件就能组装，而零部件则是由各个厂商生产的。

令日本人笑傲全球的显像管电视，从此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文物。

DVD行业也在重复类似的剧情，日本DVD产业曾经非常卷，从东芝到索尼，与各大游戏平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广自己的高清技术，东芝甚至给派拉蒙与梦工厂两家电影公司提供巨额资金，保证自家高清DVD的独家发行。

遗憾的是，这场DVD战争的代价是日本公司忽略了一个新的趋势——流媒体。比尔·盖茨就说，蓝光与高清DVD的格式之争已经没有了意义，“一切都将变成流传输模式”。

到了2008年，东芝不得不终止高清DVD生产，此时流媒体业务已经被亚马逊、苹果、奈飞等科技巨头把持，日本公司再次与新时代失之交臂。

除了过分执着于高品质，日本工业的生产方式，则进一步制约了产业的升级。

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奉行“垂直一体化”，一件产品的所有工序都在一家企业里进行，这么做的确能保证质量，却也让企业丧失了灵活性。

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国家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到这些地区，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从事生产，世界进入了“水平分工”的时代。

比如半导体行业的布局，就涉及到上千家企业，几十个国家。iPhone手机也是全球化生产，各国依据比较优势提供专业的零部件生产，苹果公司则把主要精力花在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上，从而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面对“水平分工”的大趋势，日本企业的反应比较迟钝。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只有14.3%，进入新世纪后也才14.3%。

日本未能根据全球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垂直一体化创造了日本的工业神话，却也在无意间成了这部神话的掘墓人。

5

回顾日本制造业的百年历史，对比我们走过的路，不难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来引导国家建设，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历经坎坷。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意识到，建立工业基础必须由政府亲自下场。

建国之后，政府几乎主导了一切工业建设，亦如当时的明治政府。但因为此时的工业发展并非以市场为导向，总体仍然比较落后，但好歹迈出了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启动了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当年的日本，正是通过纺织业让日本制造走向了全球，中国也不例外。凭借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廉价劳动力，从90年代起，纺织业占中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了20%，拉动了上亿人的就业。早在1995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

之后中国加入WTO，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通过吸收大量外来技术改造自己的产业。得益于人口红利、全球化、受教育程度高等因素，中国建立了发达的供应链，中国制造也一举登上了世界舞台。

中国企业家曾经无比崇拜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在日本制造面前，我们非常自卑，总觉得国产除了便宜没有其他优势。

现在看来，解决质量问题是需要过程的。日本制造在当初也曾被人贴上“便宜没好货”的标签，但后来慢慢改善了。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能力生产“便宜货”，再谈得上提供高品质，这背后需要规模、技术、经验、管理等各方面的积累。

质量的确是日本企业的优势，现如今，虽然日本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打不过中国企业，但在上游市场，日本企业依旧掌握着话语权，小到一枚螺丝，大到一台机床，日本企业凭借出众的技术，已成为众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它们才是日本工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中国今天也在倡导企业成为隐形冠军。但和日本相比，中国人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庞大而灵活的产业链，在充分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兼具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也是我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有富士康这样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大型工厂，有着成熟的制造经验，承接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这也是当下众多“血汗工厂”的写照。

另一方面，像高铁、航天、大飞机这样的领域，我们以政府为主导，为我们提供了国防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类似华为、大疆、腾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亦如当年日本的本田、索尼和松下，这些企业不仅是业界翘楚，而且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中国制造的骄傲。

根据2021年《财富》杂志发布的全球独角兽企业名单，美国有100家上榜，中国有36家，昔日的工业强国英法德，每个国家的独角兽企业不到10家，而日本则无一家上榜。

诚然，我们今天也面临和当年日本类似的问题，甚至更为错综复杂，比如中美贸易战，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贫富差距等等。

然而日本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与启示。当“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经济体要延续增长与活力，最好的办法是始终维持多样性，尤其是鼓励民营企业家的冒险与创新。

曾经的我们信奉“大干快上”，“大力出奇迹”。的确，中国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奇迹，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当创新进入无人区，没有更多现成的经验可供参照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狂妄的冒险家，大胆的试错者，由他们在前方为我们探路。

全社会也应该呵护这群人，给他们提供信心与安全感。如果大家都以进体制为荣，以所谓“江浙沪独生女”作为人生的榜样，那我们又和日本的那些“草食男”，“御宅族”又有啥区别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人走过的弯路，值得我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