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第一家国营餐馆老通城是一名将军1953年献给武汉的，你知道吗

2024-09-21 06:59 来源：网络点击：

武汉第一家国营餐馆老通城是一名将军1953年献给武汉的，你知道吗

老通城豆皮

凡武汉人无人不知“老通城”，凡是稍微对饮食业有点了解的人也无人不知晓“老通城三鲜豆皮”，它要算是武汉的一枚文化符号。正所谓“不到老通成，不算到汉口。”

老通城豆皮

老通城酒楼的豆皮不是北方人惯常认为的豆腐皮。它是绿豆或者黄豆混合了大米泡发后磨成浆倒在热油锅上摊出的薄皮，制成类似豆腐皮的样子。但紧接着厨师会在薄皮上再刷薄薄一层鸡蛋液，逼格立马高了起来。

还没有结束。

记住了，这时候一定要把这块薄皮翻一个身，使抹匀了蛋液的那一面也经历一番热油历练。这样最后的成品因为鸡蛋液的衬托，金灿灿，黄澄澄，养眼又喜庆。薄皮翻身后上面再摊一层焖熟了的软糯弹牙的糯米饭，糯米饭上再堆放一层切成了丁炒香了调好了味的香菇、牛肉、鲜笋、猪肉、虾仁，甚至鲍鱼、鱼翅等等一切你爱吃的东西，煎一煎，切成小块，逐个再把小块翻身，浇点熟油，焖一焖。

油光闪亮，金灿灿的老通城豆皮就可以出锅了。

如此麻烦，算是一道功夫菜了，所以它非常不便宜。1959年的时候，一份居然要卖1.18元。那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一天能有1.18元就算不错了。

老通城豆皮发票

当然了，也可以因陋就简，米粉改成面粉，糯米改成大米，米饭上也别再放山珍海味。放点普通小菜，一样好吃，也不贵。在武汉，豆皮是武汉人过早的必食之物，街头巷尾皆有售卖，人人吃得起。不一定非去老通城吃一顿，老通城毕竟是一间高档酒楼，有时候要接待外宾的高档酒楼。

毛主席曾经两次亲自光临老通城，还特意和摊豆皮的大师傅高金安、曾延龄合影留念。

毛主席和老通城工作人员合影

随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也闻香而至。品尝后，赞不绝口。

周恩来作为外交家，领着西哈努克亲王和金日成也曾经光临过老通城，只为让国际友人尝一尝“老通城豆皮”，领略大长江风光。

老通城似乎来头不小......。

不，老通城的创始老板曾厚诚只是一名进城务工的乡下穷小子。

奋斗者曾厚诚

汉阳九真山人曾厚诚家里穷得连“掷个雀子的泥巴也没得”。意思是说，曾厚诚如果看见了一只麻雀，想捡块泥巴扔过去，竟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泥巴。他连泥巴那么大的土地也没有，只好以做雇农为生。不过他人很聪明，也讲义气，朋友不少，托了人在江湖上找了个武术师傅练了一段时间拳脚，小有所成。

有了拳脚功夫，自然不屑再为人家耕田。年轻气盛的曾厚诚赤手空拳就去了汉口，准备大展拳脚。

可惜，这时候已经是民国了。武术，早已无有用武之地。

要么说曾厚诚是奋斗者呢！世道再不好，他也能混出名堂。曾厚诚当即放弃了指望武术安身立命的打算，先进入了一间蜜饯作坊当了一段时间工人，积攒了一点生活费和几个朋友。旋即进入了服务业，去到一间小旅店做了一段时间茶房。做熟了茶房，马上又跳槽，算是进入了一个大单位，“武汉共和大舞台”，依然是一名茶房。

但茶房和茶房不同。

当时的武汉要算是超一线大城市，论城市之大，除了上海北平就是武汉了。民国的各种大人物都在武汉留下过足迹，甚至事业。

著名的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湖北人，他不仅是革命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戏剧鉴赏家。他之前，楚剧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也没有“楚剧”这个剧种。湖北人听戏一般都是乡村弄堂的野班子，农民市民自娱自乐的东西，叫做一听就是要饭花子爱唱的“黄孝花鼓戏”，下里巴人的很。

为了给湖北戏剧正名兼宣传革命，李之龙用他的影响力专门为楚剧创建了“共和大舞台”。大舞台位于黄鹤楼不远，在有名的“戏窝子”里。大舞台也并不是只演楚剧，什么汉剧、京剧、豫剧、越剧、评书、大鼓、双簧、快板、杂技、魔术等等都能排演。当时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杨小楼、黄桂秋、徐碧云等等著名的戏剧家们都在那里做过演出。

听戏的大小人物更多了，凡是上过报纸的名字应该都去过，不爱听戏的因为应酬也得去过。因为大舞台除了演戏之外还有饭馆、时装店、洋货店、土货店、电影院、理发店、哈哈镜、图书馆……，简直是一座大乐园，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大舞台戏单

曾厚诚在里面算是开了眼界，涨了见识。同时也被他混得如鱼得水，三混两混还混成了“头佬”。也就是所有杂役的领班，跻身成了管理层小领导。

一个乡下穷小子，混到如此地步应该满足了吧！买房置地娶老婆都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这个人啊！最怕见过了大世面，阅历了真正的富贵生活，他会永不满足。

曾厚诚决定应该自己做生意，做大生意，发大财。

做生意也要学啊！这时候的曾厚诚早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武术师兼贫雇农曾厚诚了，年轻气盛说行动就行动。

万事求稳，他又托了朋友上去了一艘轮船继续当了一个普通茶房，为的是顺便夹带些小商品“跑单帮”。

跑单帮可不是字面意义上“一个人单干”的意思。民国年代，武装林立，各设关卡，吃拿卡要，商品运输成本无形中就异常昂贵。就有人把些紧俏的小商品随身带着躲避开关卡从甲地贩运到乙地，挣一个差价。有些闭塞地区药店的西药甚至全是跑单帮的商人们蚂蚁搬家运过去的。

跑单帮需要的本钱不多，需要的江湖朋友多，需要官面门路广。

曾厚诚不缺朋友，他边做茶房边夹带贩运火柴和小五金。火柴在那个年代俗称“洋火”，外洋进口来的紧俏货，不少赚钱。小五金更了不得，也都是洋货，如果贩往了内地农村，在小地主家中那要算是家居奢侈品的，利润不低。再加上轮船生意全是有势力人士的生意，曾厚诚作为轮船工作人员既免去了沿路武装分子的盘剥，也节省了路费。

洋火

跑船生涯令曾厚诚发了一点财，又认识了一个苏州姑娘蒲守道。蒲守道也不是普通姑娘，是船上的“梳头女”，也就是专门为坐船的贵妇服务的工作人员，大概也跑单帮吧！

两个人一结婚，当即下船回到了武汉，决定做饮食生意。

夫妻二人倒也谨慎，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怕辛苦，先搞了一个桃子专在车站路大舞台至吉庆街一带繁华的地段叫卖汤圆和水饺。这个地方是交通要道，租界内外上下班的职员特别多，消费能力深厚。

卖了一段时间，终于被他找着了一个机会，向湖北省银行租到了大智路三号门面一间，自此开起坐店来了。因为店子坐落在大智门，是出城进城的必由之路，所以取名为“通成”，又有通达成功之意，还和曾厚诚最后一个字音相同。

可见曾厚诚为了这个店用足了心思。

然而，夫妻二人离发大财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也总算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小老板了。

两年后，武汉忽然大雨不断，全城淹没，城内粮食紧缺。曾厚诚因为一直志不在只是做个小店主谋生，所以常年囤积着大批的白面。这次被他逮着了机会，他做了很多的包子和馒头，又租了一条船，拉着“通成”店幌子满城巡回叫卖。弄了一根叉棍专门为那些下不来楼的人家传递包子，卖得还并不算太贵。遇到了实在没钱的灾民，他也免费送上三两顿馒头。

一时间，通成的美誉度以及知名度就打开了，民间开始流传通成饭馆在洪灾中救助百姓的佳话，报纸也做了报道，使得全武汉人都知道了大智门有个“通成饭馆”。

一开始通成并不卖豆皮，它的主要顾客是晚上10点以后吃晚饭的影院、戏园的观众和舞厅的舞女、舞客，下班工人，早饭和中午饭就是些附近居民。

现在有了名气，手里面也有现金，不扩张等待何时？

曾厚诚随即又租下了湖北省银行的二楼，开办了一间“大智旅社”。同时通成的食品也开始上档次，广请名厨，开始推出不同于街头巷尾普通豆皮的豆皮，开始往馅里加海鲜山珍，豆皮高档了，顾客也一下子高档了起来。

餐饮生意就是如此，虽然简单，只要做得出高档意味来，利润率也是极其可观的，又都收的现金，很容易就发大财了。

曾厚诚终于成了富豪，武汉街上数得着的富豪。

凡是白手起家的富豪，起家之后最希望的从来不是自此以后享受生活，而是担心后代不济，家道中落。他们也从来不希望子女步他们的后尘，学习他们的奋斗史。比如在茶房位置上历世阅人而发财的曾厚诚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做茶房，去通成饭馆、去大智旅社做一个精明的服务人员，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人人能做一名与各种大人物坐在一起喝茶的茶客。

重视教育的曾厚诚

曾厚诚不识字，后来因为生意虽然学过识字，终究不多。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被他送入了学校。子女不好好读书的，他也是老做派，马上收起生意人的和善笑脸，就一个字——打！

他的小儿子曾幼诚曾经被他打得想跳进长江算了，后来又想不如上深山里找神仙学武艺报仇。然而天黑之后被哥哥找到，告诉了哥哥报仇之事，哥哥哈哈大笑。再后来曾幼诚做了新四军团参谋长，挎着盒子炮带着警卫员回家，老爷子还板着脸问：“怎么样！要报仇啊！”

小儿子曾幼诚后来做到共和国中将，他的故事先不说，先说曾家的大姐曾子平。

曾子平复旦大学毕业，还有一顶博士帽子，是老爷子的骄傲，也是曾家的第二当家人。可是正如我们对民国学生的印象“天下何人不通共”一样，曾子平同时是一名地下党员，在她的带领下，姐弟五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曾子平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

其时抗日正酣，大哥曾昭正是武汉抗日歌咏队团体的知名分子，交往的朋友有洗星海、李锐（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黄民伟（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汪云（原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夫人）、潘琪（曾任交通部副部长）、金山、唐纳等人。

洗星海

老爷子虽然也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帮派，可是能在武汉城开大旅店大酒楼，各方势力的朋友自然不少，在武汉是有面子的人。老爷子虽然也不知道子女们都是地下党，可是他明白儿女的朋友们都不是凡人，对于儿子带来的朋友住在大智旅社，从来是免费提供食宿。据说郭沫若和田汉到武汉也有很多次住在大智旅社。

曾昭正也不客气，后来简直把曾家当做了中共秘密接头和开会的地方。这个时候曾幼诚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四岁，也跟在后面忙来忙去。

洗星海创作《游击队军歌》就是在大智旅社完成的。

歌成之后，曾昭正对曾幼诚说：“小弟，你嗓子最好，先唱一遍我们听听。”

曾幼诚就唱，曾昭正和洗星海听了，再做修改。

曾昭正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也是音乐工作者，当时他和曾家二女婿李行夫办了一份小刊物《大家唱》，专门刊载抗日救亡歌曲发行，深受武汉市民欢迎。

为此，后来洗星海在《武汉日报》发表《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一文，还特意向“武汉之曾昭正、李行夫”表达了感谢。

洗星海每有新作品了，都要把底稿交给曾昭正和李行夫二人刊登在《大家唱》上。据说现在曾家后人手里还有三份洗星海的原稿，现在应该算是重要文物，很值钱了。

小儿子曾幼诚的决然选择

1938年，日寇进逼武汉，事先派了汉奸联络曾厚诚老爷子，许以武汉商会会长请求大智旅社和通成饭店继续营业，以繁荣市面。

老爷子倒也干脆，关店！走人！

遣散了员工后，一家人兵分三路离开了武汉。老大领着他的抗日歌咏队徒步去了宜昌，再又去了重庆，边走边宣传抗日，后来有一段时间曾昭正还奉党的命令进入了飞虎队做了翻译。

老爷子啥时候也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拿出钱买了不少小五金坐了船去了纂江木洞，又去河内转了一圈，准备再去上海和大女儿团聚。

这时候曾家小儿子曾幼诚只有15岁，老爷子认为他也是一个男子汉了，特意让他自己单独做了一路人马。取的也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打算，故意让他脱离父母和大哥自己闯一条人生路。

虽然是逃亡，但是也是富二代啊！自然不会和普通人逃亡相同。老爷子掏出7000元法币给了小儿子，嘱咐说：“越打仗，东西越贵，你路上看看能买点啥紧俏货不，带去上海。你也该学学做生意了，咱们上海见。”老爷子的意思大概是打算带着小儿子去上海继续开旅店饭店吧！如今先历练他一下。

法币

当时的7000元法币是多少钱呢？

这时候是1938年，法币才发行第三个年头，疯狂大贬值还未开始。

这么说吧，1938年的100元法币可以买一头大黄牛再加一头小牛犊。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怎么也值两万元，7000元法币大概是一百四十万左右的购买力吧！

上面说过了，曾家大姐大哥和二姐夫早就是地下党员了，曾幼诚虽然还不是，但每天跟着混，也算是外围人员了。

曾幼诚拿到钱，未出武汉，丝毫未犹豫，先拿出了3000元法币捐给了党组织。党组织撤退也需要钱啊！曾幼诚带着剩下的4000元就上路了。

有钱行路快，快马加鞭到上海见了大姐，曾家老爷子还未到，他正在路上买卖小五金大赚特赚呢！这4000元还是归曾幼诚自由支配。他大姐也是富家大小姐，自然不缺钱用。

大姐说：“上海估计也会陷落，亡国奴学什么做生意！咱们去参加新四军打日寇吧！”

曾幼诚当即带着4000元法币跟着姐姐离开上海去投了新四军，从此加入了革命队伍。因为是新人，做的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也不可能带着几十万打仗啊！4000元法币也献给了组织。

不要认为曾幼诚是纨绔子弟，拿钱不当钱，不是跟着哥哥混，就是被父亲暴打和支配，最后又听姐姐安排人生路，一副没有主见的样子。他自此往后的一生事迹证明了他是一个具有伟大能力的人。

因为他文化高，家世也清白，入伍三个月就入了党，先是做教员，教给士兵们文化知识，后来做干事，再后来提干，做了新四军第七师的一个连指导员。虽然是富家公子哥出身，战士们倒都很喜欢他，愿意跟随他。

到“皖南事变”的时候，部队被歼灭，曾幼诚带了三名幸存的战士逃出生天，这时候他的身上可是没钱了，敌人搜捕严密。然而他还是带着三名战士一路北逃，期间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最后还是找到组织归了队，证明了曾家老爷子看人很准，他的儿子是有单独行动做大事的能力的。

在新四军内，这算是立功了。

领导知人善用，见他有此穿行敌占区的能力，文化又高，马上调他去司令部做了一名侦查参谋。后来有一次新四军受命去营救一位掉落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考虑到他会讲英语，派了他去。

曾幼诚带着一个明显的西方人面孔竟然也穿过了日寇的层层封锁线，救回了飞行员。飞行员归队后，还特意开飞机到曾幼诚驻地上空盘旋了十分钟以示感谢。

这算是他空军履历的开始。

解放后，共和国开始组建空军，他被调入空军。

朝鲜战场上他的任务是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里学习对付美军空军的经验。1955年在解放江山岛的战役中，此战役是解放军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他是空军指挥部参谋处处长。

曾幼诚将军最出彩的是1966年。

命运是奇特的，二十年前他奉命去救美军飞行员，二十年后他奉命站在了国土防空作战第一线，打击美蒋飞机。

1966年，福建前线发生了一桩叛逃事件，有吴文献、吴家珍和吴春富三个家伙被敌人黄金引诱，趁着深夜战友们休息，杀了战友后驾驶一艘登陆舰叛逃去了国民党军，成功登上了马祖岛。

消息报了上去，中央震怒。

其时曾幼诚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主任。他接到了命令：打下蒋军运送三个叛徒去台湾的飞机。

但是呢，当时我空军主力歼击机歼-5只是高亚音速飞机。歼-6也有，可是刚装备部队不久，用着还不顺手。而国民党空军当时装备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是美军曾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两者存在着技术上的代差。

电子通讯更不用说了，代差更大，解放军当时在海峡上擅长的是炮战。

另外马祖岛离台湾非常近，可以用来拦截击落的时间不多。

为此，周恩来又补充道：“就根据情况办，如果能够拦截最好。”

但是，打仗嘛！人第一，武器第二，解放军历来如此。

曾幼诚是前线直接领导人，拍板决定了技术更先进的两架歼-6飞机担任掩护，由两架歼-5飞机担任主攻。又专门调了一个雷达到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并且把雷达从仰角调成了俯角时刻监视马祖岛。因为这样做，只要敌人的飞机一起飞就可以看到，另外敌人还有一架水上飞机停在马祖岛，水上飞机飞得低，仰角雷达不容易看到它。

空战最重要的是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通讯没啥秘密，很容易就会被敌人监听到。

朝鲜战场上对付美军的经验被拿了出来：紧要关头放弃语音通话，只敲击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发出不同的电信号，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来代替话音通信。敌人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即便注意到，也分析不出来。

战斗开始。

敌人也是很狡猾的，先是派出了一架飞机高调起飞，战斗机左右护着。我军明知敌人是虚招，也派出了飞机跟随，然而主战力量依然停在机场不动如山。

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已将登陆舰的照片发上了新闻媒体，引得岛内其他新闻媒体眼馋，也租了一家水上飞机来抢新闻。

空中是一片混乱。

同时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时不时发出电信佯动，打开了心理战，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样一来，从上午到下午3时，几次报了“一等战备”，又几次解除。几次反复，使主战飞行员李纯光十分紧张。曾幼诚战斗经验丰富，深知这种状态下，飞行员自己把飞机摔了的危险比打掉敌机的可能性还要大。曾幼诚与李纯光颇为熟悉，经常带着作战部门的参谋到他的大队研究工作，并和飞行员们打篮球。所以，看到情况不对，他立即与李纯光通话，让他放松心情。电话接通以后，曾幼诚不和李纯光谈工作，只和他提打篮球的事儿，说了一分多钟，李纯光的情绪明显平和下来。

就在这时，雷达信息又来了：“第二架又起飞了，从荧光屏上连水花都能看得见！”原来是敌人舍弃了更先进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掩护，准备坐水上飞机低空飞行躲过雷达逃走。

敌人不知道，因为平潭岛上的那座俯角雷达，他们的飞机飞得再低也能被看见，贴着水面飞出水花也逃不了。

敌机的速度和航向马上被算了出来：航速200至240公里每小时，航向120度，直指台北方向。

接下来就简单了，空战虽然战斗在空中，决战还是在地面的。

“起飞！”曾幼诚一声令下。

敌人的水上飞机是没有武器装备的，我军又几乎等于无线电静默，等敌人察觉被攻击，只能对着话筒用明码狂叫：“我遭到共军数架飞机围攻，情况危急，请赶快救援！”

但这时国民党军方面的护航战斗机再起飞来护航已来不及了，我空军安全返回。

到这时，离三位叛徒叛逃只过了十六个小时。

第二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短消息：“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这一情节，在小说《亮剑》中有体现。

此战告捷后，曾幼诚被调到北京，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曾将军做了共和国卫士，事业做得那么大，他家的饭馆最后怎么样了呢？

通成变成了老通城

日寇投降后，武汉光复，曾厚诚老爷子又回去了武汉。小儿子曾幼诚他是指望不上了，拉了大儿子曾昭正一定要重振通成酒楼。曾昭正呢，他是地下党，为了便于工作，也就同意了。

老爷子不差钱，父子二人把原来的那座楼一二三层全都拿了下来。大肆装修之后，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连冰箱都有。另外又花费了1500银元做了一个当时武汉很稀罕的巨大至三层楼高的霓虹灯广告在楼上，上面四个大字“豆皮大王”，一到入夜，煞是好看，全武汉都看得见，在长江上老远就看得见。这都是老爷子在上海学来的。

这在当时要算是西洋景了。

“豆皮大王”也要名副其实啊！父子二人重金聘请了当时武汉最著名的豆皮大王高金安坐镇厨房。

酒楼还未开张，名气已经打了出去。武汉人都知道了，知道那个洪灾中救助百姓的、不受日本高官引诱的曾厚诚老英雄归来了。无不跃跃欲试，准备去吃他一顿。

通成酒楼的名气还在，但又是原址新开张的新酒楼，名字叫个什么呢？老爷子灵机一动，起店名为“老通城食品店”。

也就是现在的老通城了。

开张当天就顾客盈门，根本不够卖。武汉国民政府的新贵们也莫不以去老通城吃饭为荣，甚至有民航飞行人员买了豆皮用荷叶包好带到台湾和香港去。生意好得不得了。以至于武汉人一提起豆皮来，首先想到的就是“老通城”三个字。

这倒为曾昭正的地下工作也提供了便宜，为此他又在旁边开了一间“继诚烟号”，更像大老板了。

曾家是发了大财了，成了武汉城有名的富人家。

然而，再发财，再有钱，人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1953年，曾厚诚老爷子因为脑溢血离开了这个世界。

曾家姐弟果然都是无产阶级，这个时候曾昭正的身份早已公开，早就不做伪装的大老板和大富翁了，他也不愿意做。他更愿意做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

父亲去世后，曾昭正几次找到当时的武汉市委财贸部部长王光远，要求政府接管老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