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礼的真正起源

2024-11-06 02:47 来源：网络点击：

纳粹礼的真正起源

利维坦按：

我想起2017年的一则旧闻：两名中国人因为在德国国民议会大厦门口模仿行纳粹礼姿势拍照，而遭德国警方逮捕。两人面临“使用非法组织符号”的指控，在分别缴纳500欧元的保释金后被释放。这两位估计压根儿不了解德国刑法典——要知道，若当今在德国行此“大礼”，你会有牢狱之灾的。

纳粹礼通常被认为是从古罗马的直臂礼演变而来，但按照文中的观点，这极有可能是长久以来一个以讹传讹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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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40年代，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即PNF）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NSDAP或纳粹党）使用同一种敬礼方式：右臂平直向前高举过肩，手与手臂成一条直线，手掌朝向地面。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分子都认为这种敬礼方式起源于古罗马，并试图利用所谓的罗马起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将自己塑造成罗马文明的延续者。现代的各种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也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古罗马人曾使用过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分子使用的直臂礼。纳粹礼的真正起源要奇怪得多，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的一位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出现于许多以古罗马为时代背景的舞台剧和电影中，致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信它起源于古罗马并予以采用。而德国纳粹又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借来了该敬礼方式。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

本文讨论的大部分信息都基于《罗马礼：电影、历史和意识形态》（The Roman Salute: Cinema, History, Ideology）一书的研究，该书由学者马丁·M.温克勒（Martin M. Winkler，目前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撰写，于2009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

温克勒写过许多以现代社会——尤其是电影对古典主义接受度为主题的书。至于最终被纳粹使用的直臂礼，他的书或多或少可作为权威历史书籍来研究。该书的PDF版本可以通过Project Muse在线免费获得，因此读者可以很方便地阅读这本书。

（muse.jhu.edu/book/27815）

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了类似于直臂礼的古罗马手势，主要基于温克勒的著作的第一章（17-41页）；剩下的篇幅多在讨论罗马礼的历史，主要基于这本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42-121页）。

《罗马礼：电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封面，该书由马丁·M.温克勒撰写，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训示手势

尽管手掌朝下的直臂礼常被认为起源于古罗马，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罗马人曾使用过该手势。任何现存的罗马艺术作品都没有明确描绘过该手势，也没有现存的罗马文学作品明确提及过该手势。

然而，正如温克勒在其书中所述，有许多现存的古罗马艺术作品描绘了当权者做出的有点类似于直臂礼的手势。其中之一是雕塑《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Augustus of Prima Porta），这是一尊非常著名的大理石雕像，雕刻的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该雕像很可能是奥古斯都的妻子利维亚（Livia）于公元14年（奥古斯都逝世年份）至29年（利维亚逝世年份）间命人制作的。

温克勒指出，该雕像最初似乎展示的是皇帝手持长矛的形象，但雕像曾被损毁，又于古时被修复。在修复过程中，右臂和右手的位置有所改变，才呈现出如今所见的手势：皇帝的右臂向旁伸出，右手手指似乎正在张开。

《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皇帝奥古斯都用右手做了一个训示性的手势。©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这种手势在形式和意义上都不同于常被认为源自古罗马的直臂礼。一方面，古罗马雕塑《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展示的显然是一种松弛的手势：手肘微弯，手掌垂直于地面，手指微微蜷缩。它与直臂礼唯一的相似之处是都伸出了右臂。

《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以及其他罗马当权者的雕像所展现的手势在意义上也与直臂礼大相径庭。因为雕像中的手势实际上根本不是敬礼，只是在表示训示（训示是一种姿势，它起源于古罗马艺术，通常用于描绘向一大群人讲话的将军或演说家，译者注），呈现军事领导人在部队面前发表演说时的场景。手臂扬起是为了使演讲达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现存的古罗马文学作品提到了罗马演讲中的雄辩术和可能伴随的肢体动作。古罗马演说家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公元35—100年）在其论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第十一卷第三章第八十四页中写过一段话，这段话被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并由H.E.巴特勒（H. E. Butler）翻译如下：

“在滔滔不绝的流畅演说中，最合适的手势是手臂微伸，肩膀后倾，手在向前移动的过程中张开手指。但若演讲必须强势或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说‘飞沙走石回应着他的声音’时【该句引自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为阿尔奇阿斯辩护》（For Archias）第八章第十九段】，手臂需庄严地向旁横扫，手势与言语相配合。”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罗马雕塑都展现了昆体良描述的横扫手势，包括修复后的《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

不过，人们还是很容易将训示手势误认为是直臂礼，尤其是从错误的角度观察某一作品时。例如，还有一尊现存的著名罗马雕像也呈现了训示手势，那就是《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Equestrian Statue of Marcus Aurelius）。该雕像完成于公元175年左右，现展出于罗马的卡皮托利尼博物馆。这尊雕像表现的是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他的右手向旁伸出，与肩同高，食指微微抬起。

因为这尊雕像雄伟高大，被展示时远高出普通人的身高，所以人们大多是仰视它的。从下方看，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的手臂仿佛是高举过肩，正行礼致敬，但其实他的手臂只是与肩同高。

存于卡皮托利尼博物馆的《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 Wikimedia Commons

从仰视角度拍摄的《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骑马像》，从这个角度看，马尔库斯·奥勒里乌斯有点像在行直臂礼。© Wikimedia Commons

描绘人们对当权者的赞誉

在罗马艺术作品中，人们赞誉当权者时会使用几种不同的手势，这些手势有时可能与直臂礼略微相似。其中一种手势是伸出手掌并垂直于地面，拇指向上。另一种是拇指和食指伸出，其他手指蜷起的指点手势。

这两种手势都可见于图拉真纪念柱——位于罗马图拉真广场中心的胜利纪念柱。该纪念柱是皇帝图拉真下令建造并于公元113年竣工的，以纪念他取得达契亚战争（公元101—102年、105—106年）的胜利。纪念柱上的浮雕呈螺旋上升状，描绘了图拉真率军队征服达契亚的战争场景。

纪念柱上的第八十五个场景描绘的是一群人为皇帝歌功颂德。其中一人做了个手势：手掌伸出，垂直于地面，拇指向上。其他人都在做指点手势：拇指和食指伸出，其他手指蜷起。

图拉真纪念柱场景85的局部细节，展示了人们向皇帝振臂称颂的情形。© Wikimedia Commons

古罗马人打招呼的方式

至此，我认为很明确的是，罗马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几个与纳粹分子使用的直臂礼略相似的手势，实际上并不是直臂礼——至少据我们所知如此。此时，读者们可能想知道，如果古罗马人不曾使用所谓的“罗马礼”，那他们是如何打招呼的。

古罗马人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之一是口头问候。有几个词是古罗马人经常用来打招呼的。第一个是“Salve”，意思是“保重”或“强壮”，是古罗马语中最接近于英语“Hello”的用语。第二个是“Ave”，意思是“万岁”，通常用于称呼当权者。

除了这些口头用语，古罗马人还有一些用于打招呼的肢体语言，我在2018年6月写的文章中讨论了这些肢体动作。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言，地位平等的古罗马男子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是简单的用右手握手或者亲吻，可以吻在手上、脸颊或嘴唇上，这取决于彼此的亲密程度。

（talesoftimesforgotten.com/2018/06/15/how-the-ancients-greeted-each-other/）

公元前403或402年的古希腊浮雕，女神赫拉（右）和雅典娜（左）握手，以示其所掌管的城邦萨摩斯和雅典之间的和平。© Wikimedia Commons

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古罗马墓碑，刻画了两名男子握手的场景。© Pinterest

马库斯·瓦莱里乌斯·马尔蒂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公元38或41—约103年）是一位生活在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以其英文名马夏尔（Martial）为人们熟知。他有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的血统，但他用拉丁语写作，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在他的《讽刺小诗集》（Epigrams）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马夏尔取笑了名叫波斯图穆斯（Postumus）的人，该男子让与其偶遇的人选择握手还是亲吻。这段话在《博恩古典丛书》（Bohn’s Classical Library）中翻译如下：

“波斯图穆斯，你会和一些人亲吻，而和其他人握手。你说，‘你喜欢哪种方式呢？来选择吧。’我更喜欢你的手。”

当被奴役之人站在主人面前时，他们通常会跪下或匍匐在地。但是，在共和制和元首制时期，拥有自由身份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下跪或匍匐在地，因为古罗马人认为下跪和匍匐是野蛮的、奴性的。

在元首制时期，自由公民向皇帝致意时，往往会采用极恭敬的方式，但总体上与问候其他自由公民的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391年以后）在其著作《大事编年史》（Res Gestae）第十五卷第五章第十八页中记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是第一位要求所有臣民下跪或匍匐在他面前的皇帝，其统治通常被认为是古罗马君主制的开端。

至于敬礼，温克勒指出，许多现存的古罗马艺术作品实际上描绘了人们将右手举至额头的姿势，与标准的现代军礼几乎相同。在某些场景下，这种姿势显然是为了表示对现场其他人的尊重。因此，他认为，古罗马人敬礼的姿势与如今使用的标准军礼基本相同。

温克勒著作第三十二页的插图，图为公元3世纪的一具罗马大理石石棺，石棺上展现的是某人类似敬礼的姿势。该石棺目前在罗马国家博物馆展出。

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

所以，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古罗马人曾经使用过直臂礼，那么它究竟源自何处？事实证明，正如温克勒在其著作的第二章中所言，第一个将这一姿势同古罗马联系起来以普及此行为的人似乎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年）。

大卫1784年完成的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是根据古罗马的一则传说所作。该传说如今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约公元前59—约公元17年）在其著作《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Ab Urbe Condita）第一卷第23—26页中所讲述的。据李维说，罗马和阿尔巴隆加正在交战，但他们想尽量减少伤亡，因此双方达成协议：每个城市选出三名优胜者，与对方的三名优胜者决一死战。

罗马人选择了荷拉斯家的三胞胎兄弟，阿尔巴隆加人选择了库里亚修斯家的三胞胎兄弟。两组三胞胎兄弟展开殊死搏斗，库里亚修斯家的人很快就杀死了两名荷拉斯家的人，但兄弟三人皆身负重伤、虚弱无比，荷拉斯家未受伤的最后一人与他们逐一交战并将三人全部杀死。于是，罗马战胜了阿尔巴隆加。

大卫的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描绘了他自己虚构的场景：在夺走荷拉斯两兄弟性命的决战之前，兄弟三人向父亲起誓，他们将为罗马而战，誓要杀死库里亚修斯三兄弟，否则将以死殉国。画中的三兄弟举起手行礼，手掌朝向地面，手指向外。

大卫画作中的三兄弟的行礼方式都不完全与20世纪法西斯分子的行礼方式相同。画中最前方的人，其手臂几乎是完全水平的，没有举向空中。站在中间和后面的两兄弟，他们确实举起了手臂，但举起的是左臂而非右臂。尽管如此，大卫的画作仍是后来法西斯直臂礼的主要灵感来源。

《荷拉斯兄弟之誓》，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于1784年所作。© Wikimedia Commons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大卫赋予直臂礼的意义

然而，《荷拉斯兄弟之誓》只是大卫普及直臂礼的开端。大卫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他开始在画作中使用直臂礼，指向在这场革命中被他视为英雄的人。

1791年，大卫创作了一幅名为《网球厅宣誓》（The Tennis Court Oath）的画，该画描绘了1789年6月20日发生的历史事件：法国第三产业的代表齐聚凡尔赛宫附近的室内网球厅，并在此宣誓，在法国起草新宪法之前，他们不会离开。大卫理所当然地描绘了数十名代表朝画中心行直臂礼的场景。

这幅画有意唤起人们对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的记忆，以传达这样的信息：1789年6月在网球厅宣誓的人是新的荷拉斯兄弟们，他们毫无私心，准备为国而战。事实上，如果你看向画作左侧，你会看到三个人，他们的手臂都举至同一高度，朝向甚至都与《荷拉斯兄弟之誓》中三兄弟一致。

《网球场宣誓》，雅克-路易·大卫于1791年所作。

法国大革命后，大卫成为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忠实支持者。1810年，他创作了一幅名为《鹰旗的分发》（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gle Standards）的油画，描绘了拿破仑在1804年就任“法国皇帝”后举行的一场军事仪式。这幅画从图拉真纪念柱的浮雕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其主题是拿破仑的支持者用直臂礼向鹰旗致敬。

因此，从大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臂礼的表现方式发生了转变。首先，《荷拉斯兄弟之誓》展现了古罗马时期的直臂礼；接着，《网球场宣誓》展现了现代共和国主义革命下的直臂礼；最后，《鹰旗的分发》展现了在更为显著的现代帝国主义氛围下的直臂礼。

《鹰旗的分发》，雅克-路易·大卫于1810年所作。

大卫的另一种误解

作为附带说明，既然我在谈论雅克-路易·大卫，我想我应该指出，所谓的罗马礼并不是他宣扬古代历史中的唯一误解。

正如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彼得·盖恩斯福德（Peter Gainsford）在其2016年10月所写的博客《新西兰的希腊文化研究者》（Kiwi Hellenist）中探讨的一样，我也在2019年11月在自己的博客中讨论了这一点，因为大卫还创作了另外一幅画，名为《列奥尼达在温泉关》（Leonidas at Thermopylae）。

这幅画描绘的是大卫想象中的场景：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士兵正准备在温泉关战役中做最后的抵抗。大卫的这幅画始作于1799年至1803年，后中止了10年，于1813年再次开始创作，并于1814年完成。

根据史实，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士兵均身着盔甲，但是，在大卫的画中，他们赤身裸体，仅披着红色斗篷。漫画家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从大卫的《列奥尼达在温泉关》中获得灵感，于1988年在限量系列漫画书《300》中描绘了斯巴达士兵赤身裸搏的场景，该系列后来被改编为2007年上映的同名奇幻动作片。

不幸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300》是一部奇幻电影，因此很多看过该电影的人都以为斯巴达士兵真的赤裸作战——实际上，但凡多思考两秒钟，你就会发现不着盔甲、完全赤裸上阵是多么愚蠢的想法。

雅克-路易·大卫的画作《列奥尼达在温泉关》可能是弗兰克·米勒创作斯巴达士兵赤裸作战的灵感来源。

19世纪，直臂礼在艺术作品中的进一步普及

总之，回归本文主题，直臂礼于19世纪被广泛应用在以古罗马为时代背景的画作中。然而，并非所有作品中的直臂礼都与后来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分子使用的直臂礼相同。

例如，法国学院派画家让-莱昂·盖罗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年）于1859年创作了《向恺撒致敬》（Ave Caesar, Morituri te Salutant!）。这是一幅很著名的画作，描绘了一群战俘举起手臂向皇帝致敬，但每个人的手势都各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在致敬时都手持武器，还有些人用左手敬礼。不过，我们可以想象，类似这样的画作可能会影响人们普遍将举臂礼视为始于“罗马”的看法。

《向恺撒致敬》，让-莱昂·盖罗姆于1859年所作。

贝拉米之礼

1892年8月，来自纽约州的浸礼会牧师、自诩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为美国学童撰写誓词，以便后者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他认为，这份誓词将有助于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族主义奉献精神。1892年最初版本的贝拉米誓词如下：

“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所代表的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公正的共和国。”

生活在美国的读者们应该能意识到这是效忠誓词的早期版本。美国公立学校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每天早晨上课前面对美国国旗、手放在胸口宣誓。

然而，初版的贝拉米誓词并不要求宣誓者将手放于胸口，而是要求宣誓者先将右手放在额头上行军礼，然后在宣读到“效忠国旗”时，宣誓者应向国旗举起右手，手臂完全伸直，手掌朝向地面，手势与法西斯直臂礼完全相同。

贝拉米的效忠誓词于1892年9月8日首次发表在儿童流行杂志《青年伴侣》（The Youth’s Companion）上。贝拉米和朋友们说服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总统发布第335号总统令，要求全美国的所有学童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四百周年纪念活动中照此宣誓。因此，1892年10月12日，全美国数百万学童被迫背诵誓词。

虽然他们最初只是想策划一次举国上下的效忠宣誓活动，但是宣誓很快就成为了美国公立学校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日常仪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誓词和与之相关的敬礼方式略有改变，宣誓者不再以军礼开始，而是从手放于胸口开始，然后在宣读“效忠国旗”时，向国旗举手行礼。再次强调，这与后来纳粹分子使用的敬礼方式相同。

最终，1942年12月22日，在美国公立学校使用贝拉米之礼近50年后，国会改变了效忠誓词的敬礼方式，取消了直臂礼，只要求宣誓者在整个宣誓过程中都将手放于胸口。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尴尬，毕竟美国学童的行礼方式与纳粹礼完全相同。

百老汇的《宾虚》及20世纪早期的电影

温克勒在其书中表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古罗马为时代背景的舞台剧和电影在普及直臂礼和将其视为“罗马”礼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899年11月29日，舞台剧《宾虚》（Ben Hur）在纽约百老汇剧院首演。该剧改编自卢·华莱士（Lew Wallace）在十九年前（1880年）出版的畅销小说《宾虚：基督的故事》（Ben Hur: A Tale of the Christ）。这部剧反响强烈、轰动一时，一直在百老汇上演至1920年。到演出结束时，已经有两千多万人看过该剧。该剧后来还在全美数千家剧院上演。

虽然华莱士1880年的小说和百老汇舞台剧《宾虚》的台词都没有提及直臂礼，但从现存的百老汇演出照片中能看到各种行直臂礼的角色。最值得注意的是，纪念册中的一张照片显示了该剧第四幕第一场的情形，宾虚同谢赫·伊尔德里姆（Sheikh Ilderim）打招呼，他的右臂笔直伸向空中，手掌朝向地面，与后来纳粹党员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完全相同。温克勒将这张照片作为插图，放在他著作的第七十四页。

百老汇上演《宾虚》的纪念照片，照片中为第四幕第一场，宾虚以直臂礼向谢赫·伊尔德里姆致意。该照片作为插图被印于温克勒著作的第七十四页。

结果，舞台剧《宾虚》似乎在普及直臂礼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自此之后，直臂礼几乎被用于20世纪早期涉及古罗马主题的每一部作品中。据温克勒记录，1907年的美国默片《宾虚》（Ben Hur）、1908年的意大利默片《尼禄王》（Nerone）、1913年的意大利默片《庞贝古城的末日》（Gli Ultimi Giorni di Pompeii）及1913或1914年的意大利默片《斯巴达克斯》（Spartaco）中都出现了直臂礼。

1908年意大利默片《尼禄王》的开场镜头，人们以直臂礼向尼禄王致敬。温克勒将其作为插图印于第八十六页。

电影《卡比利亚》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然而，有一部电影似乎特别巩固了直臂礼作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象征的地位：1914年意大利史诗级默片《卡比里亚》（Cabiria）。这部电影在直臂礼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温克勒用了一整章来讨论它（94—121页），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所有其他电影一共才占了一章。

《卡比里亚》的编剧、导演和制作人均是意大利电影制作人乔瓦尼·帕斯特洛纳（Giovanni Pastrone），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诗人战士”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为这部电影投资、写字幕，还为所有角色命名。这部电影以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2年）为背景，蕴含了极为浓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色彩。它把罗马人塑造成高尚善良的人，把迦太基人塑造成向摩洛神献祭了数百名幼童的道德败坏的落后野蛮人。

《卡比利亚》片长148分钟，是第一部长篇史诗电影。它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影响堪比一年后上映的更为声名狼藉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对美国白人民族主义的影响。《卡比利亚》以古罗马为时代背景，展现了后来被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使用的各种礼节，并将这些礼节传扬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