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企业商海浮沉70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他的家族后代

“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做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荣氏一族的评价。

荣氏是近代民族资本中响当当的一号，其自诞生之初便是为了响应实业救国的口号而创立。

然而荣氏家族并非像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贵族或是豪门那样享有所谓的发展特权，这个一介布衣出身的民族企业诞生之初便在夹缝之中艰难发芽，几经周折方才长成参天大树。

在荣氏第二代荣毅仁接下了家族大棒之后，荣家走上了无比正确的道路，踏入了辉煌的“红色时代”。

回望荣氏企业发展，我们能够看到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与荣氏一脉始终延续的坚守与传承。

荣氏企业上海浮沉70年，那么，作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与他的家族后代们，有时如何？

一、实业救国为荣氏创立之初衷

荣氏的起家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的荣德生、荣宗敬二兄弟。

荣德生

由于早年家境贫寒，两兄弟不得不中断学业很早地来到了上海打拼。

无论是动乱年代亦或是和平岁月，经济永远是社会存在发展的隐形支柱，随着西方思想传入，近代企业逐渐兴起，荣德生渐渐接触到了彼时盛行的实业救国的思潮。

在几番走访外国人开办的工厂后，其与兄弟荣宗敬一拍即合，决心创建一个属于中国人的面粉厂。

1901年，两兄弟的工厂破土动工，取名为“保兴”，取自“保证兴旺”之意。

面粉厂虽规模不大，但在二兄弟的勤恳经营下，却也发展的不错，在四年后，荣德生又产生了“发展事业应当从吃、着，两门入手”的朴素想法，二兄弟又在面粉厂的基础上，兴办了用于人们穿着布料制造的纱厂，取名为“振兴”。

面粉厂与纱厂便为荣氏家族企业的最初雏形。

起初的荣氏面粉厂发展并不如意，但荣氏兄弟二人思想转变迅速，积极地改进设备、降低成本、提高品质，逐渐在市面上占据了一定份额。

一战期间，荣氏企业的面粉、纺纱工厂迎来了发展春天，一度达到了在中国市场接近百分之三十的份额。

抗战前夕，荣氏兄弟以十二家面粉厂、九家纺纱厂摘得了当时“面粉大王”、“纺纱大王”的桂冠。

获利后的荣氏一脉始终未曾忘却民族企业的创立初衷，在接受了状元公张謇“用教育改进实业”的思想后，除了铺路造桥，更将满腔热情投入了教育事业，接连创办了小学、中学、工商中学、公共图书馆和大学，为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謇

二、夹缝中求生，投向党的怀抱

1934年孔祥熙为首的官僚资本意图将荣氏产业收归国有，尽管未能如愿，却也使得荣氏遭到了重大打击。

孔祥熙

而在抗战爆发后，战火席卷下，荣氏三分之一的纱锭，一半以上的织布机、五分之一的粉磨以及两间工厂化为灰烬，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荣氏兄弟之中的荣宗敬不堪重负，在悲愤交加下病逝……

1943年前后，日军意图收购荣氏的四家工厂，荣德生严词拒绝并且回应道：“我决不把中国人的企业卖给外国人。”

汪伪政府的大汉奸褚民谊特意宴请荣德生再三劝说，荣德生可谓是一步不让，放下狠话：“宁可让日军把工厂搬空毁灭，亦决不出卖工厂主权。”堪称工商界内民族企业家之典范。

褚民谊

1946年，国民党军团特务联合黑社会匪帮绑架荣德生，荣家不得不将各纺纱厂内的缅纱出售，筹得六十万美元上下打点，才最终将被囚禁了三十三天的荣德生救出。

时隔两年半，荣宗敬的长子又被国民政府扣上了“私套外汇”之名随即扣押，前后又勒索了荣家财务合计五十万美元。

而荣毅仁更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扣上了贪污罪之名，被法院勒索其十根金条，五千美金。

接二连三的灾祸、勒索，使得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发自内心地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任。

另外一边，地下党历经艰险与荣德生取得联系，并且将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件交给了荣德生。

我党作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迫切地需要留住一批资本家来协助恢复生产建设以及充实革命部队当中的经营管理人才。

而荣氏作为民族实业当中的佼佼者，更是我党极力争取的对象。

荣德生所创办的公益小学自1947年9月起，一直是我党无锡工作委员会秘密机关的所在地，地下党成员不断向荣德生宣传中共方面对工商界的政策，最终使得荣德生得出结论：还是共产党好。

三、“红色资本家”的蜕变

在上海解放前夕，局势动荡，多数的民族资本家因为害怕被共产而纷纷逃离大陆，而荣家内部也分成了几派，绝大多数尽皆携款逃离，而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凭借着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共产党的信任，最终留在了上海。

提到荣毅仁，最深的记忆便是，上个世界八九十年代，吃完晚饭搬个凳子聚在电视机前的市井百姓们在新闻联播中所见到的那个气质雍容的白发老者。

荣毅仁则出生于1916年，他出生之时，也正值荣氏一脉发展正值兴旺的时期。

荣德生在事业繁忙之余对自己的儿子的要求亦异常严格，四岁便将荣毅仁送入小学，荣毅仁也是聪明好学，成绩优异。

荣毅仁年少之时便异常关心政治，其在高中期间就给全国各地的军政府写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关心时政之余，荣毅仁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其为己立下八条准则鞭策自己：孝悌、仁慈、立品、慎交、治事、养性、勤俭、知足。

1937年，荣毅仁大学毕业，不久后其回到上海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在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内部纷纷出逃，荣德生犹豫不决时，荣毅仁却支持父亲留在上海，荣家的命运亦踏上转折。

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荣毅仁这般一生经过如此多的角色转变，从家族阔少到企业家再到民族资本家、上海副市长、中信集团的奠基者，最后到国家副主席。

上海解放之初，与父亲留在上海的荣毅仁其实也不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底。

家族成员的纷纷外逃、资金的外流使得荣氏企业经营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作为荣氏家族产业的继承人，荣毅仁一经接手荣氏企业，面临的便是巨大责任。

1949年6月1日，荣毅仁接到了邀请，前往参加上海市的工商界座谈会，当怀着满腹疑虑来到会场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的一番话令其愁云散去。

“我们都有一个“毅”字，我们都是意志坚毅的人，既然这么有缘分，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朋友了。”

陈毅的明朗豪爽与生气勃勃给荣毅仁留下了十分好的印象。

一番谈话下来，荣毅仁对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好感油然而生，他也明白了共产党对于荣氏家族的态度，心里的一块石头终是落了地。

荣家在中国乃至国际的工商界都具备巨大的地位与影响力，荣家留在了上海，给诸多的工商企业家开了个好头，因而党中央也对荣家父子尤为关切。

荣家经营遇到资金困难，国家便积极为其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几乎只剩下空壳的奄奄一息的荣氏企业方能有机会再度重生。

时间来到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私营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展开，这给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与震动。

恐慌倒也是人之常情，毕竟谁愿意将自己呕心沥血辛苦打拼下的基业拱手相让，然而审时度势，在两难之下能够顺应历史的浪潮却是智者的选择。

荣毅仁的内心同样十分挣扎，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首富”，是全国头一号的资本家，是全国资本中的典型，他知道自己的这个阶级应该被改造，然而祖宗留下的基业辛辛苦苦搞得工厂在他手里送出去，多少有些令他伤感。

毛主席两次约见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并且送给荣毅仁一句话：“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也真诚地对荣毅仁说道：“我们不贪图你那一点财产，新中国几千万的工农阶级，可以创造十亿、二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财富，你那一点只是沧海一粟。”一席话使得荣毅仁如梦初醒。

自此，荣毅仁直接充当了上海乃至全国的资本家表率，率先响应了公私合营的计划，无偿捐献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企业都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为全国做出了榜样，红色资本家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荣毅仁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不久，中共中央方面有步骤地计划将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并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作为红色资本家中的典型人物，率先进入了众人的视野当中。

毛主席为此特地指示道：“荣家将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荣毅仁的选择使其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时代的浪潮的推动下完成了从资本家到国家公务员的转变。

1957年，上海二届一次人大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两年后荣毅仁调任纺织部副部长，荣毅仁自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特殊红色符号。

四、全新转折，又创辉煌

1979年，年过六旬的荣毅仁的人生之路迎来了一个全新高峰。

年初，邓小平副总理征询其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建议与意见，荣毅仁以其独到的眼光提出“投身现代化建设，吸外资办实业”的想法，邓小平同志听后眼前一亮，十分感兴趣，当即让荣毅仁写一份报告，好好研究具体事宜。

很快荣毅仁提出了一个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通过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现金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设想开启了荣毅仁后半生的辉煌事业，创办中信。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两亿元，然而由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而后又改为了一亿元，且首次只拨付了两千万元，尽管如此，荣毅仁又四处筹款，借了一千万元予政府，这家独特的信托投资公司这才艰难地开办了。

63岁的荣毅仁出任董事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荣老板”（邓小平同志常常称荣毅仁为荣老板）。

荣毅仁杰出的商业天赋在中信这一平台上充分施展，彷佛如鱼得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荣毅仁所采用的一系列资本主义金融手段使得许多人瞠目结舌。

荣毅仁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精彩地完成了属于他的时代使命，创办了一家巨型的企业，吸引了巨额的外资，完成了一桩桩的大项目。

从1981年从日本进口四百辆轿车到1982年以中信名义发布一百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大搞房地产建设……中信蓬勃发展，版图飞速扩张。

中信象征着改革开放之初首个跨时代对外开放的窗口，荣毅仁对促成此举意义重大，可以说，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使得荣毅仁再度辉煌。

1986年，邓小平同志趁着荣毅仁七十岁生日与金婚之际，由中央统战部与中信党组邀请，组织荣氏亲属回国观光。

于是，建国以来的人民大会堂首次出现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景象，这是为国之振兴做出卓越贡献的荣老所受之无愧的待遇。

1993年，荣老辞去了中信的董事一职，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中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一职，这位从商到政，又从政到商的老人再一次重返政坛，继续发挥着余热为国谋福祉。

1998年荣毅仁卸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在北京史家胡同安度晚年。

2005年，荣老离世，为满足其魂归故里的愿望，安葬于家乡太湖边的马山上。

五、商海沉浮，长盛未衰

现如今荣氏家族已有五代，而荣毅仁这一辈尚健在人世的亦然不多，而自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这一代起，荣家后辈亦仍在商海之中激起朵朵浪花，翻起荣家的全新篇章。

荣智健是荣毅仁五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1942年出生于上海，自小荣毅仁便以家训教育荣智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荣智健自小的生活条件优越，是上海知名的富公子，其年轻时期痴迷于棒球运动，大学期间曾经凭借棒球参与全国竞赛赢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

1966年，荣智健在大学毕业后，便脱离了家族养尊处优的日子，其被派去了四川，经历了诸多的辛苦劳动，这也使得其磨练出了坚忍不拔、敢打敢拼的性子。

1972年，荣智健调回了北京，荣智健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老老实实接手家族事业的人，与其父亲荣毅仁相比，荣智健更像他的祖辈荣宗敬，敢于冒险，有魄力，做起事来很是雷厉风行。

因而1978年，也就是荣毅仁创建中信的前一个夏季，三十六岁的荣智健告别了妻儿，独自前往香港，不甘于栖身于祖辈的荣耀之下的他，意图打拼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在香港，荣智健与家族亲戚合股开办了爱卡电子厂，几年后，其又结识了美国电脑业界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三人又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实力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短短六年的时间内，荣智健的资产直接翻了四百倍，在香港赢得了一片属于他施展拳脚的天地。

时间来到1986年，在香港已有时日的荣智健接到了北京方面的邀请，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相比于之前的“小打小闹”，这是他事业的一个全新起点，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中信香港初始的资产规模并不大，荣智健从国务院争取到了八亿港元的资产后，随即发挥了其商业天赋在香港发起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收购，最终使得中信香港的体量膨胀到了接近二百亿港元，成为了中资公司中的佼佼者。

随后，1990年，荣智健买下了一家空壳公司，并将其改名为“中信泰富”，并且出任董事局主席，在凭借着自己的商业头脑进行了一系列资本运作后，荣智健又迅速地将中信泰富的体量壮大，诸多企业被其收购囊中，其中包括香港第一大贸易行恒昌。

仅仅两年的时间中信泰富迅速腾飞，囊括了房地产、金融、钢铁、发电在内的诸多产业，成为荣氏家族产业的中流砥柱。

2005年，荣智健一度登上了福布斯的内地首富榜单，在2008年，荣智健辞去职务退居二线，宣告着荣氏家族属于荣智健时代的落幕。

此外，如今的荣家的后辈们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发展。

荣智健的大儿子荣明杰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中信泰富，2000年成为中信泰富最为年轻的执行董事，是荣氏后辈中的佼佼者，更是荣家第五代中最被寄予厚望的主要继承者，2009年其在故乡江苏连任省政协委员。

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学位，如今是中信泰富财务部的董事。

其余的家族成员也都在各行各业都有着不小的建树，尤其是荣毅仁的侄子荣智鑫，其创立了香港荣文科技、香港浩荣集团、香港梅尔雅国际健康机构等，其成就不低于荣智健。

结束语

荣氏家族能够有今日的辉煌离不开其丰厚财富积淀也离不开荣氏前辈们所留给后辈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更为核心的是荣毅仁老先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所做出的历史性抉择，登上了红色资本的舞台，使得荣家因而顺应了时代的浪潮，推动了历史前进，从而走向了更广阔的未来。

如今的中国依然正在不断前行的发展道路上，中国梦尚未实现，荣氏家族与“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故事将会作为当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而一直流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只有真真正正为国、为民谋取福祉的企业，方能实现长久。

参考文献：

《荣氏家族：多少传奇可以重来》 《中国新时代》2009.8

《荣氏家族 风雨一百年》《新晋商》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