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专名号

话说专名号

要施加专名号，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专有名词。或者反过来说，正确使用专名号，可以倒逼标点者弄清专用名词，从而便利读者。（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14日《南方周末》）

标点符号有“专名号”，形式为“____”，国家标准为“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名下面，用专名号标示”，“专名号只用在古籍或某些文史著作里面。为了跟专名号配合，这类著作里的书名号可以用浪线﹏﹏”。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专名号是有使用范围的标点符号。确切说，是只能用在繁体竖排的古籍或文史研究著作里面。因为横排的著作书名号不宜用浪线，而简体的著作又不必竖排。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里记一个趣闻，林公铎教授反对白话或标点，责骂胡适之先生读不懂古文，所以才主张用新式标点。“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这说的是竖排的情形，但内容当然不是古籍，可能也算不上“文史著作”。可见那时的专名号使用范围比现在要宽些（编者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通俗历史读物，甚至外国文学作品，如林汉达编写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方平译莎剧《捕风捉影》，也使用专名线，极便初学）。

可以不可以适当扩大一些专名号的适用范围呢？

限制专名号使用的本意，是因为普通情形下没有必要。比如赵珩先生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怀念朱家溍先生》里说：“朱先生在辅仁期间也是辅仁的全盛时代，他的授业老师都非常了不起，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有沈兼士先生，还有余嘉锡先生、顾随先生，都是很了不起的教授。”这里的辅仁大学和一些先生的名字，即使读者不熟悉，不加专名号也不会引起误会或费解。可是赵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永远的长者——怀念启功先生》里说：“我见过上世纪30年代松风画会几位先生合作的一幅山水，计有松云关和镛画秋树，松窗溥佺作寒枝，松风溥伒作坡石并题，松阴叶仰曦画高士。启先生号松壑，补桥柯远岫。”如果“松云、关和镛、松窗、溥佺、松风、溥伒、松阴、叶仰曦”施加专名号，读者理解起来是不是方便些？至少不用太费劲，还不确定对不对吧？

陈寅恪先生的名著《柳如是别传》，涉及很多专用名词，有时同一个人物，陈先生为避免重复，活泼文笔，称名、称字、称号、称官职交替使用。原书未用专名号，我是用标专名号的办法通读的。如果使用专名号，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可以省力的。

所以应当适当扩大一些专名号的使用范围。比如即使很白话的文章，如果涉及外国或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职官名称，估计普通读者不能熟知，酌加专名号，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也可以省略一些不必要的注释，行文经济些。

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使用专名号，也应该被允许。

当然，专名号的使用应该正确、规范，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容易使读者费解甚或误入歧途。

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东南诸州，饶实繁盛，人心易动。”“饶”指饶州，应加专名号，否则读者容易理解为“饶实”，即当作一般形容词讲，丰裕、富实之意。又如《历代诗话续编·优古堂诗话》：“前蜀 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前蜀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前蜀、王衍、唐王承旨”加专名号，读者当然理解为都是专用名词：朝代名和人名。其实原文中“后唐”和“前蜀”相对，不应断开，两字应加一专名号。应作“前蜀 王衍降，后唐 王承旨作诗云”。“王承旨”指王锴，做翰林承旨官。又如《杜诗详注》把“虞喜《安天论》”标作“虞喜安《天论》”，把“晋 嵇含《瓜赋》”标作“晋嵇《含瓜赋》”，都是没弄清楚人名的缘故。要施加专名号，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专有名词。或者反过来说，正确使用专名号，可以倒逼标点者弄清专用名词，从而便利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