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早纸币由盐商印发

世界最早纸币由盐商印发

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盐这一人人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汉字中，“鹽”(盐)字由“臣”“人”“卤”“皿”四个部分组成。“臣”代表官吏，“人”指工人，“卤”指卤水，“皿”就是煮盐的器皿。作为象形字，“盐”字本身形象地表现了盐业在古代社会中的特殊作用。

齐国“官山海”开创盐业国家统销先河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中国夏商两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直到周朝，盐的生产技术得以逐步完善，盐业开始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盐真正在一个帝国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应该从春秋战国的齐国说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

管子首先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思想，所谓“官山海”，就是政府专营山海资源。齐国是近海诸侯国，海洋资源丰富，管子认为，可以利用海洋资源成为雄霸一方的大国。

管子的核心观点只有八个字：“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管仲还提出，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15钱的价格买进，而官方专营可按100钱往外卖。管仲的“海王”说和这种食盐“低价收、高价出”的贸易方式，乃中国最早的盐改理论，实质就是食盐统购、统运、统销，民可生产不可买卖。管仲的盐政思想，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国盐业政策的走向，他因此被后世奉为“盐宗”。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他国数十倍。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汉代盐铁官营大辩论促生《盐铁论》

刘邦(汉高祖)在建立汉朝后，取消食盐官营政策，鼓励贸易流通。据《史记·货殖列传》：“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但朝廷让利于民的“盐改”政策却被地方诸侯钻了空子，中央放开盐业，一些封国却“擅障山泽”。如在海盐主产区之一的吴国，吴王刘濞则下令控制食盐等资源。《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由于盐业被地方利益集团控制，中央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到刘彻(汉武帝)主政时，军费开支浩繁，国库空虚，朝廷遂进行“盐改”，“笼天下盐铁”——改回到管仲食盐官营的老路。

汉元狩三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天下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据《汉书·食货志下》，汉武帝的“盐改”政策极为严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但汉武帝的盐改起初是失败的，由于配套制度不全，检查不力，导致盐价大涨，官盐滞销，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相反私贩乘机牟利。后来，财政大臣桑弘羊派官员空降地方，情况才得到改变，盐价回落。

始元六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此事记载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大讨论的结果，因为事关国家财政，朝廷最后并未取消食盐专营，仅作了微调。

实施“榷盐法”盐利占国家岁入一半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争斗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继承了隋的盐业开放政策，但在“安史之乱”后，也开始关注盐利在战时对国家和财政的重要性。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河北平叛时，借鉴魏晋战时“食盐军管”制，曾收购景城郡(今沧州)产盐，然后统一加价出售，解决了军费不足的问题。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肃宗任命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第五琦为“盐铁使”，主持全国盐政改革，推出“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后来“尽榷天下，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每斗盐由10钱(文)，一下子涨到110钱。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万贯，而盐利是国家岁入的一半。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唐代后期，朝廷干脆不行盐禁，统一收榷税。同时，朝廷建立“常平盐制度”，盐荒时如果商人囤积居奇，盐价“暴贵”，官盐则“减价鬻之”，以控制盐价。

16家盐商联合印发交子成世界最早纸币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宋会要·食货》称，“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据《法制晚报》